第481章

本章孔子对古代七位「逸民」作出评价，并借此阐明自己的处世之道。所谓逸民，即遗落于世、不仕为官之人。孔子将这七人分为三类，层层递进，最终道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。 第一类是伯夷、叔齐。这两兄弟本是孤竹国的王子，互相让位，后又因反对武王伐纣，耻食周粟，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，最终饿死。孔子称赞他们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」，意思是说，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，绝不妥协，宁可付出生命代价也不屈节。这种殉道精神令人敬重，尽管其所坚守的立场未必全然正确。 第二类是柳下惠和少连。柳下惠是鲁国大夫，虽曾三度被罢黜，却始终坚持以正道事君，说话合乎伦理，行事深思熟虑。孔子说他们「降志辱身」，意即这两人虽然放低了自己的理想姿态，甚至在世俗眼中受到委屈，却仍在体制内坚守原则，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作出贡献。孔子对此给予认可，因为他们并未因处境困难而丧失品格。 第三类是虞仲和夷逸。这两人彻底选择隐居，不问世事，言语放达不拘，保持自身清洁，以退出代替参与。孔子承认他们做到了「身中清、废中权」，即人格高洁、进退有据，但这类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相对有限，因此排在最末。 评点三类人之后，孔子话锋一转，说出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：「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」这六个字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深邃的智慧。所谓「无可无不可」，并非毫无原则、随波逐流，而是说：可仕则仕，可退则退，一切以现实需要和道义践行为依归，既不固执于某种姿态，也不执着于某种结果。这是儒家中庸之道在处世层面的最高体现——不偏不倚，因时制宜，心中有道，行事有度。 历史上，唐代谋臣李泌堪称「无可无不可」的典范。他历经玄宗、肃宗、代宗、德宗四朝，时而以布衣身份运筹帷幄，权逾宰相；时而在权臣排挤下主动退隐，韬光养晦；时而又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，力挽狂澜。他从不执着于官位的得失，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家国的担当。进退之间，皆合时宜，既建功立业，又得以善终，深得孔子处世思想之精髓。 由此可见，伯夷叔齐式的殉道固然高洁，柳下惠式的坚守亦值得敬重，但孔子真正推崇的，是一种超越固定模式的自由境界——心中始终有道，而形式上无所执取。这种境界，说来容易，真正做到却需要极高的智慧与修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