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48章

原宪问孔子，什么是可耻的事？孔子回答，国家政治清明时出来做官领俸禄，这是应当的；但国家昏暗腐败时，依然厚着脸皮领俸禄、安享富贵，这就可耻了。随后原宪又问，一个人如果不争强好胜、不自我夸耀、不心存怨恨、不贪图私欲，算不算达到了「仁」的境界？孔子说，能做到这些固然难能可贵，但是否达到「仁」，就不好说了。 这段对话涉及两个层次，各有其深意。 第一层，关于「耻」。孔子将「耻」与士大夫的政治责任紧密相连。出仕为官，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家、为百姓做事，而不是为了谋取一份稳定的俸禄。国家清明时出仕而无所作为，已属可议；国家败坏时非但不辞官以明志，反而与腐败同流合污，继续享受荣华，则更是可耻之极。孔子所强调的，是知识分子和官员必须有道德底线和担当意识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责任之上。 有趣的是，这番话说给原宪听，本身也带有一层针对性。原宪以清贫自守为荣，以拒绝出仕为高洁，却未必真正反思自身能力是否足以担当大任。孔子的话，既是普遍的价值标准，也隐含着对这种逃避式「清高」的委婉提醒——贫穷不一定是美德，无所作为也不必然代表洁身自好。 第二层，关于「仁」。原宪列出四项克制——不争、不夸、不怨、不欲，认为做到这些便近于「仁」。孔子的回答耐人寻味：这些固然难以做到，但仅凭这些，还够不上「仁」。原因在于，这四项克制本质上是消极的、防守性的修养——抑制自身的负面情绪与行为。而孔子心中的「仁」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情感与实践，是真正关爱他人、推己及人、有所担当的生命状态，绝非仅仅「我没有做坏事」这样低标准的自我满足。 两层合观，孔子所传递的信息十分一贯：无论是对「耻」的界定，还是对「仁」的标准，他都在呼唤一种积极入世、主动承担的人格理想。真正的君子，不以清贫为荣、不以消极不作为为德，而是在力所能及之处，尽心尽力地为世界做出贡献。这一精神，穿越千年，至今仍有振聋发聩之力。